去红血丝

　　“要不是当年一位中央首长找到我，告诉我这件事已过了保密期限，否则，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”

　　忆及往昔，感慨当今生活来之不易的同时，昔日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又逐渐浮现在了老人眼前。

　　1936年的一天，上海城隍庙周围，一位年轻女子行色匆匆，四处张望，好似在搜寻着什么。

　　但因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为保护自己，两个孩子对女子的戒备心很重，无论女子怎么问，两个孩子始终缄默不言。

　　意识到再待下去，除了会引起两个孩子的反感，再无任何益处后，女子虽不情愿，但还是离开了城隍庙。

　　好在这次结果还算理想，在冯雪峰的耐心引导下，两个孩子将自己的情况全盘托出。

　　和女子料想中的一样，这两个孩子正是上级派他寻找的人，“湖南人，之前暂住过一家幼稚园。”

　　原来，女子名叫李云，是中央特科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，平日主要是接受组织命令，潜伏在各处，搜集并向组织传递情报。

　　“我的工作就是服从，组织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不能多问的，我绝不多问一句。”

　　而当日毛新宇夫妇找上李云，就是为报答李云当年对毛家的救命之恩，“当年要是没有你，哪有我们的今天。”

　　那么话说回来，毛岸青和毛岸英当时为何会流浪在外？当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　　为从杨开慧口中套得我军信息，军阀对其严刑拷打，威逼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奈何杨开慧始终不为所动，拒不松口。

　　杨开慧牺牲后，为安全起见，她的三个孩子毛岸青、毛岸英、毛岸龙被送到了上海大同幼稚园。

　　幼稚园里，三个孩子按部就班，该学习学习，该休息休息，日子虽简单、平淡，但相对安全。

　　五月底的一天，毛岸龙突发急性传染病，口痢，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，虽经积极救治，但碍于孩子年龄过小，抵抗力弱，终无力回天，当晚便不幸夭折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顾顺章叛变革命，为护孩子们周全，组织上临时决定，解散幼稚园，将孩子们转移。

　　表面上是园长，牧师，但实际是一名地下党员的董健吾念及两个孩子在上海无亲无故，为避免两个孩子流落在外，便将其接到家中，决定自己抚养。

　　期间出于经济、学习等多方面的原因，兄弟二人为自身自由，心中虽胆怯，但还是决定离开董家。

　　碍于自己年龄过小，再加上在董家寄宿期间，二人得过荨麻疹，身体损耗严重，素质差，兄弟二人根本找不到经济报酬高的活计。

　　这边，兄弟二人在艰难度日，那边，已是中央特科优秀人才的李云接到上级任务，“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找到两个在上海流浪的孩子。”

　　考虑到两个孩子是离家出走，身上携带财物不多，李云将目标锁定在了火车站、菜市场、桥底等流浪儿童比较多的地方。

　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顾不得自身劳累，苦寻大半年之际，李云在城隍庙的一个粥铺摊前发现了两个身形佝偻，年龄十三四岁，身高差不多大的男孩子。

　　之后便发生了我们刚开始的那一幕，经反复确认，这两个孩子正是上级派她寻找的那位烈士的孩子。

　　成功完成这次任务后，李云转身便又投入到了下一次要务中——保护“中央文库”。

　　中央文库，我党“一号”，记录着诸多我党机密信息，同时也是窥伺已久的一份文件。

　　1932年底，因局势紧张，陈为人夫妇从这份文件的最初守护者张唯一手里接过这份文件时，便秘密约定好，“期间遇到危险时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也绝不能让文件落在敌人手里。”

　　为守护好这份文件，夫妇二人平时身份高度保密，平日里从不和人交涉太多，东躲西藏更是家常便饭。

　　而她眼下的主要任务就是死守这份文件，然后将其转移至更为安全的地方，不枉我们的的牺牲。”

　　她时时将文件视为第一，周围一有风吹草动便高度警觉，全力守护这份文件的安全，直到将其成功转移交接到陈来生手上。

　　岁月荏苒，日后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壮举，李云不觉自豪，只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。

　　“这是我们的职责，身为人，组织上交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尽力做好什么。”

　　李云一直在特科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直到人民过上真正幸福安稳的日子。

　　悉闻李云事迹始末，民众不禁感慨万千，“也正是因为有着他们这些伟大先辈的付出，我们才得以过上当今的幸福生活。”